
崇祯皇帝登基时年龄不大,十八岁的他坐上了大明的宝座,刚开始清除阉党,确实让人看到了少年皇帝的魄力和决断。说句心里话,这一番动作倒是给人留下了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的印象。崇祯的用人观念起初倾向东林党,信任他们,但他对结党行为非常反感,甚至把“结党与否”作为区分官员好坏的主要标准。这样一来,他对东林党也并不完全放心。这种矛盾心态被温体仁抓住了机会。
温体仁并不是什么“清流”,他只是善于利用皇帝的心理,包装自己成“独立派”。实际上温体仁始终在党争的泥潭里搅动,他拉拢同乡亲信,甚至试图借助阉党力量,形成自己的政治集团。表面上,他在皇帝面前装得清清白白,没有依靠任何党派,结果反而获得了崇祯长达八年的信任,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阁臣。
温体仁利用皇帝的信任,把异己阁臣说成结党分子,让皇帝厌恶他们,迫使对方致仕。再加上他和吏部尚书一唱一和,肆意打压异己,朝堂官员更替频繁,鱼龙混杂,办事效率低下,决策常常出错。正直有能力的官员越来越少,最终明王朝也在这样的内耗中步入末路。温体仁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党争不断,误国误民,甚至被列为明朝灭亡的三大罪人之一。
张学亮等学者指出,内阁权力的提升本身就是把双刃剑。权力大了,控制力强了,但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加,尤其是内阁内部和中央政治体系的权力斗争。崇祯时期,阁臣权力扩大,本该便于处理政务,却被温体仁等人用来扩张自己的任免权。明初时内阁大学士由皇帝“特简”,到崇祯时,阁臣可以举荐人才,皇帝最终拍板。可惜,这一时期正值明朝党争的高峰,少年皇帝需要依靠内阁辅政,结果却是阁臣借权力大肆打击异己,内阁大臣频繁更换。47位内阁大臣里,绝大多数是被排挤致仕,像温体仁这样的人打压周延儒、钱谦益,伙同吏部尚书罢免异己,提拔同党。官僚队伍被折腾得乌烟瘴气,国家决策连连失误,明王朝的危机也由此滚雪球般恶化。
崇祯时期有个特殊现象:官员辞职的数量创历史新高。主动乞休、被弹劾致仕的比率远高于正常离任,这反映出政局极度不稳定。那些被迫离职的阁臣,重新回到朝廷的寥寥无几,只有周延儒和李标两人做了两次阁臣。崇祯后来意识到国家危急,曾尝试召回一些清廉老臣,比如何如宠、张至发、韩爌,但这些人频繁上疏辞职,不愿再进朝堂。原因一是对皇帝失望,大家都觉得崇祯刚愎自用,极度自负,听不得逆耳之言;二是对党争厌恶透顶。网友经常说,周延儒二次入阁也是出于权力欲,其实他整顿吏治,主动申请带兵出征,算得上有点担当。那时候百官都缩着不敢任事,他敢于站出来,即便结果不理想,也算难能可贵。
除了阁臣之间的斗争,阁臣和言官、外官的矛盾也很突出。崇祯时期内阁成了权力核心,首辅是百官之首,阁臣为了树立威信,打压不肯附和的官员。给事中傅朝佑弹劾周延儒“削言官立威,挫直臣怵众”,结果被周延儒在皇帝面前抹黑,崇祯发怒,廷杖六十,重伤致死。袁恺弹劾辅臣薛国观奸佞,薛国观借票拟权和皇帝的心理将袁恺驱逐。温体仁则更厉害,他与吏部尚书勾结,操控官员任免,打击异己。
温体仁的权力操作很讲究,他自己没有任免官员的权力,就通过和吏部尚书合作,扩大影响,举荐同乡闵洪学做吏部尚书,开始操纵人事。异己官员只要被吏部内部商议,就能轻松罢免,为了防止事迹败露,他要求所有重要人事变动的奏疏不留档,立刻销毁,让受害者无法查证翻案。他的名言是:“密勿之地,不宜宣泄,凡阁揭皆不发,并不存录阁中,冀以灭迹,以故所中伤人,廷臣不能尽知。”
揭发温体仁的人很多,从皇族到平民,但这些“揭发”反倒成了他没有结党嫌疑的证据,崇祯因此一直纵容他。温体仁到后期越来越自信,甚至敢把太监曹化淳拉下水,结果崇祯更信曹化淳,看到讼案后大受打击,原本以为是清廉辅臣的温体仁也结党谋私,最终批准他罢官。
温体仁当政期间,除了党争,军政大事基本不管,举荐的将领都是平庸之辈,面对辽东抗清、农民起义,毫无有力对策。每当皇帝问兵饷,他总是推说自己没主意,让崇祯自己定夺。1635年流贼攻陷颍州,许誉卿请求调兵,等批准下来,凤阳已沦陷,皇陵毁坏。许誉卿痛斥兵部尚书张风翼、大学士温体仁和王应熊包庇失职。彭汝楠、汪庆百风评不错,也因意见不合自请离职。温体仁包庇的不都是无能官员,他也拉拢有才能的人,扩大自己的势力。
美国学者富路特认为温体仁精通文学,有能力有忠心,配得上“文忠”谥号。南明福王政权曾剥夺温体仁等人的谥号,但只有温体仁后来恢复了谥号。富路特觉得史书对温体仁太负面,记载者大多是东林党人,缺少正面描述。温体仁得罪人太多,朝堂民间都没好口碑,史书几乎不记他的功绩。但史家一致承认温体仁廉洁自守,不贪一丝一毫。他能长期获得皇帝信任,主要是对崇祯性格琢磨透彻,不违逆皇帝意愿。崇祯不喜贪污、不喜结党、不喜阁臣意见与自己相悖,温体仁执政八年,谨守廉洁,掩饰结党行为。皇帝问意见时,他唯唯诺诺,表示只会依皇帝意见票拟,迅速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,官员们争相巴结,风头无两。
翻看崇祯时期50名阁臣的权力史,会发现那些权力大、任职久的阁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:会把握皇帝心思,不忤逆皇帝,不说皇帝不喜欢的话。温体仁、周延儒、王应熊、杨嗣昌、陈演、李建泰等人都是如此,他们上位靠发表皇帝喜欢的言论,巩固地位靠拉帮结派,利用权力打击异己。在温体仁之后,外籍首辅张至发也以温体仁为标杆,学他的行事方式,因为这样权力大。崇祯十年温体仁致仕到十四年周延儒废除温体仁政策,四年间阁臣们还是用温体仁的行政方式。正直官员往往因忤逆皇帝想法,被革职,致仕的不少。
党争风气严重打击了正直官员的积极性,被排挤致仕的阁臣,很少有人愿意再出仕。李标、周延儒能力一般,不是救世之才。崇祯末期权力集中在他们手里,皇帝几乎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,“只要你能提出意见,我都会准从”。可惜,昏庸无能的阁臣位极人臣,正直有才的官员却在家闲职养老。我觉得吧,这种现象真让人感到荒诞。明朝最后的官场,像一座漏水的船,越修越破,最终沉没。读到这里,不禁让人思考:如果不是党争不断配资查询平台,明王朝能否有转机?正直官员被打压,庸官掌权,大明的末局是不是早就注定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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