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皇帝登基时年龄不大，十八岁的他坐上了大明的宝座，刚开始清除阉党，确实让人看到了少年皇帝的魄力和决断。说句心里话，这一番动作倒是给人留下了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的印象。崇祯的用人观念起初倾向东林党，信任他们，但他对结党行为非常反感，甚至把“结党与否”作为区分官员好坏的主要标准。这样一来，他对东林党也并不完全放心。这种矛盾心态被温体仁抓住了机会。
温体仁并不是什么“清流”，他只是善于利用皇帝的心理，包装自己成“独立派”。实际上温体仁始终在党争的泥潭里搅动，他拉拢同乡亲信，甚至试图借助阉党力量，形成自己的政治集团。表面上，他在皇帝面前装得清清白白，没有依靠任何党派，结果反而获得了崇祯长达八年的信任，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阁臣。
温体仁利用皇帝的信任，把异己阁臣说成结党分子，让皇帝厌恶他们，迫使对方致仕。再加上他和吏部尚书一唱一和，肆意打压异己，朝堂官员更替频繁，鱼龙混杂，办事效率低下，决策常常出错。正直有能力的官员越来越少，最终明王朝也在这样的内耗中步入末路。温体仁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党争不断，误国误民，甚至被列为明朝灭亡的三大罪人之一。
张学亮等学者指出，内阁权力的提升本身就是把双刃剑。权力大了，控制力强了，但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加，尤其是内阁内部和中央政治体系的权力斗争。崇祯时期，阁臣权力扩大，本该便于处理政务，却被温体仁等人用来扩张自己的任免权。明初时内阁大学士由皇帝“特简”，到崇祯时，阁臣可以举荐人才，皇帝最终拍板。可惜，这一时期正值明朝党争的高峰，少年皇帝需要依靠内阁辅政，结果却是阁臣借权力大肆打击异己，内阁大臣频繁更换。47位内阁大臣里，绝大多数是被排挤致仕，像温体仁这样的人打压周延儒、钱谦益，伙同吏部尚书罢免异己，提拔同党。官僚队伍被折腾得乌烟瘴气，国家决策连连失误，明王朝的危机也由此滚雪球般恶化。
崇祯时期有个特殊现象：官员辞职的数量创历史新高。主动乞休、被弹劾致仕的比率远高于正常离任，这反映出政局极度不稳定。那些被迫离职的阁臣，重新回到朝廷的寥寥无几，只有周延儒和李标两人做了两次阁臣。崇祯后来意识到国家危急，曾尝试召回一些清廉老臣，比如何如宠、张至发、韩爌，但这些人频繁上疏辞职，不愿再进朝堂。原因一是对皇帝失望，大家都觉得崇祯刚愎自用，极度自负，听不得逆耳之言；二是对党争厌恶透顶。网友经常说，周延儒二次入阁也是出于权力欲，其实他整顿吏治，主动申请带兵出征，算得上有点担当。那时候百官都缩着不敢任事，他敢于站出来，即便结果不理想，也算难能可贵。
除了阁臣之间的斗争，阁臣和言官、外官的矛盾也很突出。崇祯时期内阁成了权力核心，首辅是百官之首，阁臣为了树立威信，打压不肯附和的官员。给事中傅朝佑弹劾周延儒“削言官立威，挫直臣怵众”，结果被周延儒在皇帝面前抹黑，崇祯发怒，廷杖六十，重伤致死。袁恺弹劾辅臣薛国观奸佞，薛国观借票拟权和皇帝的心理将袁恺驱逐。温体仁则更厉害，他与吏部尚书勾结，操控官员任免，打击异己。
温体仁的权力操作很讲究，他自己没有任免官员的权力，就通过和吏部尚书合作，扩大影响，举荐同乡闵洪学做吏部尚书，开始操纵人事。异己官员只要被吏部内部商议，就能轻松罢免，为了防止事迹败露，他要求所有重要人事变动的奏疏不留档，立刻销毁，让受害者无法查证翻案。他的名言是：“密勿之地，不宜宣泄，凡阁揭皆不发，并不存录阁中，冀以灭迹，以故所中伤人，廷臣不能尽知。”
揭发温体仁的人很多，从皇族到平民，但这些“揭发”反倒成了他没有结党嫌疑的证据，崇祯因此一直纵容他。温体仁到后期越来越自信，甚至敢把太监曹化淳拉下水，结果崇祯更信曹化淳，看到讼案后大受打击，原本以为是清廉辅臣的温体仁也结党谋私，最终批准他罢官。
温体仁当政期间，除了党争，军政大事基本不管，举荐的将领都是平庸之辈，面对辽东抗清、农民起义，毫无有力对策。每当皇帝问兵饷，他总是推说自己没主意，让崇祯自己定夺。1635年流贼攻陷颍州，许誉卿请求调兵，等批准下来，凤阳已沦陷，皇陵毁坏。许誉卿痛斥兵部尚书张风翼、大学士温体仁和王应熊包庇失职。彭汝楠、汪庆百风评不错，也因意见不合自请离职。温体仁包庇的不都是无能官员，他也拉拢有才能的人，扩大自己的势力。
美国学者富路特认为温体仁精通文学，有能力有忠心，配得上“文忠”谥号。南明福王政权曾剥夺温体仁等人的谥号，但只有温体仁后来恢复了谥号。富路特觉得史书对温体仁太负面，记载者大多是东林党人，缺少正面描述。温体仁得罪人太多，朝堂民间都没好口碑，史书几乎不记他的功绩。但史家一致承认温体仁廉洁自守，不贪一丝一毫。他能长期获得皇帝信任，主要是对崇祯性格琢磨透彻，不违逆皇帝意愿。崇祯不喜贪污、不喜结党、不喜阁臣意见与自己相悖，温体仁执政八年，谨守廉洁，掩饰结党行为。皇帝问意见时，他唯唯诺诺，表示只会依皇帝意见票拟，迅速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，官员们争相巴结，风头无两。
翻看崇祯时期50名阁臣的权力史，会发现那些权力大、任职久的阁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会把握皇帝心思，不忤逆皇帝，不说皇帝不喜欢的话。温体仁、周延儒、王应熊、杨嗣昌、陈演、李建泰等人都是如此，他们上位靠发表皇帝喜欢的言论，巩固地位靠拉帮结派，利用权力打击异己。在温体仁之后，外籍首辅张至发也以温体仁为标杆，学他的行事方式，因为这样权力大。崇祯十年温体仁致仕到十四年周延儒废除温体仁政策，四年间阁臣们还是用温体仁的行政方式。正直官员往往因忤逆皇帝想法，被革职，致仕的不少。
党争风气严重打击了正直官员的积极性，被排挤致仕的阁臣，很少有人愿意再出仕。李标、周延儒能力一般，不是救世之才。崇祯末期权力集中在他们手里，皇帝几乎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，“只要你能提出意见，我都会准从”。可惜，昏庸无能的阁臣位极人臣，正直有才的官员却在家闲职养老。我觉得吧，这种现象真让人感到荒诞。明朝最后的官场，像一座漏水的船，越修越破，最终沉没。读到这里，不禁让人思考：如果不是党争不断配资查询平台，明王朝能否有转机？正直官员被打压，庸官掌权，大明的末局是不是早就注定了？
富利来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